揭秘体检业造假动机:监管难度大,或能节约巨额检测费用

揭秘体检业造假动机:监管难度大,或能节约巨额检测费用
揭秘体检业造假动机:监管难度大,或能节约巨额检测费用

由于投入所限,部分体检机构在未采购分析仪器的情况下,得向第三方机构外包检测;即使配置有分析仪器,分析试剂的价格同样不菲——若能伪造结果,则可直接省掉检测费用。

“假疫苗事件前,大家都想象不出来还有假疫苗。而在我们(体检)行业,也有真体检和假体检。”

体检机构“爱康国宾”董事长张黎刚在公开场合的爆料,不点名地将枪口对准了同业:“有些同行会通过护士假冒医生,也有些同行抽了血做都不做(检测),把血倒掉直接给结果”。

不过,张黎刚将自家公司排除在了“批评名单”之外,他说,“过去十几年当中,爱康坚守做真体检”。

对于“护士冒充医生”的指责,行业人士普遍认为张黎刚的批评对象之一是爱康国宾的老对手“美年健康”(002044.SZ)。此前,7月底有自媒体称,美年的医生疑为“冒充”,标题颇为吸引眼球,引来深交所向美年发去关注函——美年随后澄清并无冒充。

到底有哪些体检机构在造假?哪些因素为这些造假行为提供了推动和便利?对此,爱康国宾及美年健康均婉拒了置评请求。

体检造假的“监管难度很大”

腾讯财经

但美年同时也承认,“部分多点执业医师存在因相关手续、系统及时间等原因尚未及时完成执业注册或多点备案的情况”。

然而,澄清公告发布后不到一周,美年健康便受到广州一家卫生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问题之一是,自媒体报道中所提及广州一家体检中心的部分检查报告未经署名医生审核,系其他医生代签。

查阅北京及上海两地卫生监管机构发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在有关医院、诊所及门诊部的处罚中,以未经许可配置医用设备、医生及护士执业手续问题、医用器械未达消毒要求、超范围诊疗等处罚事项为多。

至于张黎刚在演讲中提及的体检结果造假,暂未能发现相关处罚决定。行业人士表示,体检结果造假的问题事实上“监督难度很大”,因为让监管机构监督每一项检查的想法“根本不现实”,行政成本过于高昂。

此外,检验疾病相对较低的发病率同样助长了某些体检机构对检验结果造假的动机。张黎刚称,癌症发病率为千分之三,“如果体检中心抽了血看都不看,出错的概率也就千分之三”。

前述行业人士还表示,血液检测的成本依检测项目有所不同,从张黎刚的表态来看,演讲中提到的造假多指利用血液中的肿瘤标志物来筛查癌症。在这一检测中,根据筛查方法和检查项目的不同,体检机构的报价从3,000元到20,000元不等。

高昂价格的背后是高企的成本。基因测序设备及试剂的生产由少数厂家把控,有行业数据说,即使行业第二名至第十名的营收相加,也难敌这个领域的头把交椅Illumina公司。

行业人士分析,由于投入所限,部分体检机构在未采购分析仪器的情况下,得向第三方机构外包检测;即使配置有分析仪器,分析试剂的价格同样不菲——若能伪造结果,则可直接省掉检测费用。

在收购慈铭体检后,美年健康巩固了它作为中国体检市场上体量最大者的角色,其财务数据将能反映行业中第一梯队的运营状况:2017年,其体检业务的毛利率约在47%。营业成本中,人工费用约占32%,房租物业为17%,其他占51%——体检设备及试剂支出均包含在“其他”项中。

常规体检与用户需求正在脱钩

张黎刚在体检行业浸染多年,他的公开爆料将部分市场黑幕置于公众视野下,但这并非这一快速发展市场所面临的唯一问题。

其他的问题还包括,第一,常见的套餐式体检存在局限性,难以做到精准检测。

医生集团“博德嘉联”的创始人谢汝石观察到了这一局限性。就检查项目的数量而言,他说,某些个体可能不需要检查那么多项,但另外的个体可能还不够,“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并不一致”。

当常规体检套餐覆盖不足时,就可能造成漏检。此前,在美年健康的所谓“肠癌漏检”事件中,用户体检套餐中“并无能够诊断肠癌的筛查项目”,因此例行体检并未为用户提前做出预警。

另有不愿具名的行业人士表示》,消费者希望物超所值,为满足这一心理,常规体检套餐中往往存在一些用户较少能用到,但成本不高的检查项目——体检机构“不愿意赔本赚吆喝”。

同样,体检机构也倾向于减少标准套餐的数量,但提供更多的“附加可选包”。从用户角度,选择自然更为灵活;而从体检机构角度,用户加选某一体检项目,意味着其对相应疾病更为重视,“就可以收得稍微贵一点”。

此外,附加可选包还增加了体检机构与用户间的互动,方便前者纵向挖掘用户需求,通过推销增值产品而提升收入。

但这也引发了第二个问题:体检机构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忽悠”用户为不成熟的体检产品付费。

关注体检市场的卫生法律专家邓勇表示,有些体检机构愿意“玩基因检测的概念产品”。邓勇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副教授,同时也是大成律师事务所的顾问。

中国科学院旗下《科学新闻》援引哈森阿尔法生物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韩建的观点称,基因的多态性和疾病没有直接关系,这导致基因体检的“假阳性”和“假阴性”比例很高。

这篇报道还引用中科院北京基因组所研究员刘斯奇的话表示,基因体检提供的是“一个很模糊的信息,只是一个可能性,究竟这个可能性有多大,现在谁有说不清楚”。

问题之三,在于体检机构可能出现人才断层,“单纯做体检留不住好医生”。

谢汝石表示,“医生的成长需要病人帮助,要介入诊断和治疗”。医院管理者持有类似逻辑,泰康保险旗下南京仙林鼓楼医院经营院长杨长青表示,医生能力的维持和提升需要通过诊断、治疗的全过程来实现,体检业务在治疗上有天然缺陷。

杨长青表示,例如一家医院内,若能将体检医生岗位与专科医生岗位打通使用,“主诊医生兼做体检医生,运行质量就相对可靠”。然而现状是,由于缺乏有效激励,大多数公立医院的体检部门很难获得其他科室医疗资源的充分支持。

数据显示,尽管公立体检机构整体体量更大,但集中度则逊于民营体检机构。

市场机构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6500家体检机构中,公立医院的体检机构约4600家。2016年约1120亿体检收入中,约8成属于公立机构。

而政府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体检人数为4.56亿人次。同年,美年健康“布局400余家体检中心…全年体检人次超过2160万”——美年称自己为“健康流量入口龙头”;而爱康国宾体检人数为549万人次。两家机构合计拥有约6%的份额。

事实上,公立医院并不反对建设自家的体检部门。一方面,体检收益相对丰厚;另一方面,门槛不高,对医生和设备的需求有限,有时还能充分利用医院已有的检验设备。

但杨长青表示,现有机制限制了公立医院旗下体检科室间的联合与大规模成长。具体原因包括领头机构不清晰,缺乏可持续的激励分配机制,受制医院本身的多头管理,还无法利用资金杠杆——效率较民营体检机构更低。

事实上,如果公立体检机构都难以留住好医生,缺少治疗业务的专业体检机构更是如此。不止一位业内受访者,体检去公立医院。

文|腾讯财经